海丝、海商与三亚

文/叶显恩

三亚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闻名于世。细数三亚的历史文化，往往指向落笔洞考古文化、南山佛教文化等，最具特色的“海商文化”，过去却几乎无人道及。

其实，三亚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海南商人与海上丝路、与三亚的兴起和成长密切相关。三亚能从中华大地极南端的边陲乡村发展成今日的世界旅游之都，海商贡献至伟，业绩灿烂辉煌，可歌可泣。海商的故事，生动有趣，又富有神奇色彩。

海商文化堪称三亚最佳的城市品牌。在“海南自由贸易港”国家级发展规划全面启动之际，千百年来三亚海洋文化的层累式积淀与深厚底蕴，更有待进一步发掘。

海丝东移 三亚机遇

众所周知，海上丝绸之路发祥于北部湾。中国古代的海事活动，分为东向和南向两途。东向始于秦始皇为求仙人仙药而派徐福入海寻找，南向则为海洋贸易而发轫于南海沿岸。

海商和环北部湾地区的其他商人，古代被称为俚僚商人。早在先秦时期，他们已与中原商人贸易往来，这才诱发秦始皇“利越之犀角、象齿、翡翠、珠玑”的动机，派大军经略岭南。入汉之后，西汉皇朝派遣黄门译长（职责为传译与出使）招收人手组成船队，从北部湾启航通往东南亚各地，或经接驳到达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等地。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就此发端。

海南岛西岸濒临的北部湾，是海商的摇篮，他们正是在北部湾海洋贸易过程中孕育成长的。从事海上珍玩买卖的海商，因熟悉商路和语言，成为开启海上丝路的汉代朝廷船队的应募者，充当了首航者和开路先锋。

公元3世纪，三国的孙吴开通了自番禺（广州）启航，经海南岛东岸外海，直穿西沙、南沙群岛海面，抵达东南亚各地的便捷航线。这一航线的开通，大大缩短了从中国大陆及海南岛前往南海东岸诸国的航程，意味着商船可以摆脱沿着海岸线航行的传统惯例，是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提升的显著标志。

南海丝路航线的东移，促进了海南岛东南部海岸带的开发，振州和万安州沿海港口先后兴起。它们成为联结亚、欧、非洲的“广州通海夷道”上重要的中转补给、航线定向和避风的中继港区，其地位愈加突出。六朝（孙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222~589年）时期，商人以及僧侣、中外使节，沿着这条航线纷至沓来。

自5世纪之后，经三亚地区往广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，已有大秦（罗马帝国）、天竺、狮子国（斯里兰卡）、占城（越南南方）、印尼爪哇与苏门答腊二岛、扶南（柬埔寨）、金邻（泰国暹罗湾岸边）、顿逊（泰国西南部）、狼牙修（泰国南部）、马来半岛彭亨、丹丹（马来半岛南部）、加里曼丹北部、诃罗单（爪哇岛）、干陀利（苏门答腊巨港）、婆利（印尼巴厘岛）等。

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使节、僧侣和商人往往在三亚地区沿海泊船短暂停留。一千多年前的三亚沿海一带，已成为海上丝路中继港区，与当时更广阔的海外商业世界交往。三亚的海商乘势而起，修建码头，造船经商。自唐代以来，他们更积极投身海上丝路，大显身手。

巾帼不让须眉 高僧东渡奇遇

中国古代的海洋贸易，多为地方帅臣和沿海少数豪酋掌控。隋唐时期南海的海洋贸易，就由冯冼家族所把持。

冼夫人（512~602年），名冼珍，南北朝时期高凉郡（今广东茂名市电白区）人，嫁于高凉太守冯宝。她历经梁、陈、隋三朝，是海南岛历史上一大关键人物。以她为首领的冯冼家族，把海南真正纳入中国皇朝的有效管辖，为长久孤悬海外的海南人带来了中华文明的曙光。她也传播了南海贸易的经商之道，提升了海商文化的水准。为感念她的功德，海南民间建置庙宇达434座，奉她为“神明圣母”，世代祭拜。“军坡节”就是全岛最盛大、最隆重的纪念冼夫人的文化活动。

由于冼夫人为边陲的内属，为国家的统一，立下不朽之功，隋文帝特赐予她临振县汤沐邑1500户，那正是今天的三亚地区。海上贸易既要投入巨量资金，打造船只及军需装备，又必须拥有一大批甲兵士卒。因此，唯有地方帅臣和少数民族的首领，才有可能染指海上贸易。冼夫人生前身后很长时期内，冯冼家族一直牢牢地把持着南海贸易。

唐代武则天朝（690~705年），冯冼家族政治上横遭打击而趋向式微。冯冼家族掌门人冯盎之孙冯君衡死时，“子幼家难，丧礼装盖阙”；女儿冯媛被俘没入宫，后出家为尼；幼子被送入皇宫为太监，成了玄宗宠爱的内臣，改名换姓叫作高力士。冼夫人五世孙冯崇债、冯若芳，皆与高力士同辈，他们都成了海南地方官、豪酋和大海商，而三亚地区仍是冯冼家族掌控的核心地盘。

唐玄宗（712~756年在位）时期，冯崇债位居海南临振郡别驾（郡守副手）之职，以海商豪富名冠一时。唐开宝七年（748年）11月，试图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一行35人泊舟临振郡江口，冯崇债派遣400多名士卒到码头恭迎。他又在郡城热情接待鉴真和尚一行，并恭请入住自家宅中供养三日。据说他曾问鉴真一行中是否有姓“丰田”者，因梦中见过他的舅舅姓丰田。据此推测，冯崇债很可能在海上贸易中与日本商人有过往来。

当冯崇债得知，鉴真发愿重建遭火灾烧毁的珠崖郡开元寺时，“即遣诸奴，各令进一椽，三日内一时将来，构佛堂、讲堂、砖塔。椽木有余，又造释迦丈六佛像。”每一个奴隶输送一根椽木，便足够建寺所需还有余，可见他拥有奴隶数量之多。当时奴隶称为“生口”，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，广州就是冼冯家族贩卖“生口”的市场。

从地方酋首到海上大豪

冯若芳为万安州郡（今陵水、万宁）大首领，应是当地俚族人的豪酋。据唐朝实行的羁縻政策，朝廷向边远地区直接派遣的郡县官员甚少，大多就地委任。如《隋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岭南酋帅，因生口、翡翠、明珠、犀象之饶，雄于乡曲者，朝廷多因而署之。”看来冯若芳可能也是万安州之帅臣。

冯若芳同样是从事海上丝路贸易的海商，与阿拉伯国家商人多有商务往来。他亦商亦盗，一有机会就指挥属下劫掠途经海南岛东海岸的“波斯舶”，每年达两三艘之多。这些船上的人、货皆被充作“生口”和商品贩卖，借此致富。这些劫掠到的物品，不少价值贵重。如乳头香是可作药用的香料，贵族豪酋才能享受；苏芳木是一种染料提取物，可充制胭脂的原料。

据日本国真人元开所著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一书记载：“若芳会客，常用乳头香为灯烛，一烧一百余斤。其宅后，苏芳木露积如山，其余财物，亦称此焉。”由此可见其富豪奢侈之一斑。作为财富象征之一的奴隶，冯若芳所拥有者也难计其数：“其奴婢居处，南北二日行。东西五日行，村村相次，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”。富极一时的冯崇债和冯若芳，是冯冼家族势力掌控海南岛海洋贸易的缩影。

冯崇债所在的临振郡，就是隋文帝赐与冼夫人的“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”的所在地，也是其孙冯盎掌管的“八州”中的振州之地。临振郡与冯若芳所在的万安郡地域相连，更成为冯冼家族核心地盘之一。

到唐代后期（9世纪），海商又有了新发展。据唐文宗（826~840年在位）时期因罪贬放广东端州、高州任刺史的房千里《投荒杂录》记载：“临振郡陈武振，海中大豪”。所谓大豪，应是身兼酋领、帅臣之类的人物。他蓄积的犀角、象牙、玳瑁等珍奇商品，专设数百个仓库贮藏，都是经营海上贸易和从事海盗掠夺所得。

每当阿拉伯商船途经振州海域时，陈武振一边派人登山披发念咒语，一边率众出海干海盗营生。因他迅速暴富，财雄势大，以至于郡守兼招讨使韦公幹，在他面前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地，待之如同兄长。后来官府抄没陈武振家产，韦公幹受牵连而断了财路，最终家业破败。

庶民海商异军突起

南宋末年（13世纪下半叶），三亚海商独树一帜，异军突起，无视朝廷法规律令，划地而治。首领陈明甫、陈公发自称“三巴陈大王”，集商务、行政、军事于一身，管辖海南岛东南沿岸海上贸易，征收税款。这是中国海洋贸易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。

陈明甫、陈公发既非朝廷命官，也不是当地的豪酋。据清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：陈明甫曾在崖州郎凤岭“凿石为栏，以养玳瑁”，以经商为业。在他起事之前的五六十年间，因海上丝绸之路繁忙，三亚地区沿海从商之风日炽，商业兴盛，出现了临川（即今三亚）、大蛋、毕潭、望楼等港口。

来自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的商船穿梭海上丝路，乘风破浪而来，在这些港口下锭停泊，补充给养后，又继续登程。中国内地的高州、化州等地商船送来大米、瓷器、牛畜等粗重商品，闽浙和广州的商船则多载金银、布匹等贵重轻便物品。他们换回沉香、蓬莱香、鹧鸪香、笺香、丁香、槟榔、椰子、吉贝、苎麻、楮皮、赤白藤、花缦、黎幙、青桂木、花梨木、海梅脂、桂枝菜、海漆、荜拔、高良姜、鱼鳔、黄蜡、石蟹等货物。

这些货物多出自黎峒山地，编入国家户籍的省民用铁、盐、鱼、米等与黎人交换得来，然后转卖给闽浙、广州以及高州、化州商人。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《诸蕃志》“货物”条有如下记载：“俗以贸香为业，尤以槟榔、吉贝为独盛，泉商与贩大率仰此。”

海商也注重农产品(8.490, -0.20, -2.30%)的贩运，低端的农业土特产逐渐加入海上贸易，为平民百姓经商致富提供了机遇。海南岛东南沿海掀起的商潮，引发人们好利好富之心，人人筑梦赚钱，追求财富，无视传统的规章等级、道德伦理。这引来一些地方保守势力指责他们“奸人为妖，互相攘寇，自相易置”，导致民间混乱。这种不同寻常的社会状态，至二陈起事之前，持续了五六十年。

南宋咸淳三年（1267年）。以陈明甫、陈公发为代表的新兴海商在顺势而发，公开提出经济、政治的诉求，高举义旗，一呼百应。起义民众在二陈带领下占据临川为根据地，以鹿回头为指挥中心，在此垒石修筑连珠寨，寨外围竖木栅为屏障，捆系铁链以加固。他们不仅得到沿海民众的支持，又“倚强黎为党援”。二陈自立为 “三巴陈大王”，“衣服、器用，逾法越制”，“睥睨军印，敢于陵铄朝廷之州郡，系累军卒，追取州民钱粮”，“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”，“诸司舶务，殆为虚器”。

二陈又自驾双龙大舟，率众出海贸易。自福建漳州经南海沿岸，南下潮州、广州、恩州、雷州、化州、廉州、钦州，直至中南半岛各国，都归入其贸易圈。所到之处的老百姓(98.250, 1.09, 1.12%)，都只知“三巴陈大王”，而不知有朝廷和州郡。

源源不竭“马踢井” 代代相传忆“二陈”

当时的崖城，即三亚地区，只有“百余户窘弱之民，五六十疲散之卒”。官府没有实力与“三巴陈大王”较量，唯有表面装聋作哑，暗中飞书报告上司请求急速弹压。南宋朝廷很快下旨，催督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和广南西路提点狱司“入琼剪荡”。但地方官兵都慑于二陈之威壮势炽，不敢领命征讨。

直到南宋咸淳六年（1270年），朝廷调遣钦州太守马成旺前来镇压。经过数十余次战役，才终将二陈起事之众弹压下去。后来陈明甫父子及孙辈三代六人被捕，官府以最残忍的酷刑一并加以残害。

后人从一则传闻中，可看到二陈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地位。据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：陈明甫避官兵于崖城东羊栏村后，水源枯竭，一时无计可施。陈明甫的坐骑却突然跃起在地上踢出水井来，直到光绪年间，“此井源源不竭，足供村人汲取”。普通民众就是通过这个“马踢井”的故事，代代相传，藉以表达对心目中勇于突破陈腐规条、开拓一方新天的英雄长久的景仰和怀念。

从现当代的视角来看，七百多年前琼崖二陈占地称王，自行组织商队推进海上贸易，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当年的海商群体迫切期望享有合法地位，顺畅发展对外经济来往，以谋取更多财富的合理诉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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